当前，在高密度发射的背景下，任务增长与资源保障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为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12所大胆创新，利用“三减法”将科研生产流程优化落到实处。

“三减法”找准试验裁剪这一突破口，减掉“过试验”，先减后加，以减促加，加减结合，最大程度释放资源，优化配置。在2018 年全年的实践中，“三减法”在降本增效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

“科研生产模式不改肯定不行”

聊起“三减法”，12所副所长禹春梅深有感触。

2018年年初，禹春梅负责12所科研市场工作时，每天最令她头疼的一个问题是“活干不完”。型号任务日渐增多，按照当前的节奏根本不可能完成全年任务。

技术出身的她，熟知科研生产各个流程，更对长期以来明显存在的“过试验”等问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科研生产模式不改，肯定不行。”禹春梅说，“如果裁剪不必要的环节，缩小试验规模，能达到验证目的，岂不两全其美。”

考虑到12所作为控制系统抓总研制单位的位置，要想通过裁减试验来解放资源，必须从源头上抓起，才能事半功倍。追本溯源，禹春梅和团队理出了“上游担当”的思路，也就是能在设计环节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延伸到接下来各个环节。

“比如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有时鸡妈妈稍微晃动一下，队伍最末尾的小鸡都有可能甩出去，鸡妈妈的一举一动必定会对鸡群产生很大影响。这与我们所设计上游端和下游端的工作量有些类似。”12所科研市场处副处长郭康打了个比方。

通过梳理设计与试验方案，“三减法”应运而生。

“先把规矩定好才能打消疑虑”

“三减法”是在满足总任务要求的前提下，将控制系统所属各项试验进行裁剪，最终将各项试验压缩到最小化，充分释放人力、设备等资源。

减掉哪些？裁剪后会不会影响验证结果？毕竟，任何一种精减都可能意味着质量隐患。“三减法”一提出来，就伴随着质疑声。

“ 最大的阻力就是大家的不放心。所以一定要先把规矩定好，有了规矩大家才好开展工作。”郭康说。

他所说的“规矩”就是2018年7月开始在12所全所推行的包括《控制系统综合试验必要性指导书》等在内的5本作业指导书。与以往通常意义上只告诉你“要做什么”的指导书不同，这些作业指导书还明确告诉你“不要做什么”。指导书中包含了“正面清单”，明确哪些情况下哪些试验必须要做；同时还着重介绍了“负面清单”，指导试验提出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哪些试验按原则不予开展。

“ 负面清单”的制定必然非常谨慎，由各个研究室会同型号队伍讨论编制，所级专业总师进行详细把关，通过质量部门严格监测，充分论证，反复核对，最终形成这些文件。

“这几本作业指导书作用很大，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些文件都提供了重要依据。在试验裁减过程中，当遇到质疑或反对的声音时，这些作业书最有说服力。”郭康说。

“‘三高’让我们干得更大胆了”

经过一年的摸索，到2018年底，12所控制系统试验时间与规模平均节省一半以上，节约经费开支上千万元。批产型号经过“三减法”流程优化后，有力保障了交付任务的完成。

对于“三减法”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及眼见的成效，每一个参与者和亲历者都深有体会。

去年有个型号，按照惯例，某外场专题仿真验证试验要至少10多次，一个轮次花费几十万到上百万元，需要十几个人员保障。后来12所按照“三减法”，改变了试验状态和方法，减少了外场试验，更换为地面仿真试验补充验证，最后外场只做了3次试验就达到了验证目的。

“通过‘三减法’，2018年的某类试验总数减少了一半。”12所2室主任肖利平表示，“节省出来的资源能够让大家回归专业和技术，把专业和技术做好。”

综合试验工作线路长，测试项目多，一个试验就得两三个月。运用“三减法”，对试验项目进行删减和合并，原本需要几十天的任务最快在几天内就能完成。

在禹春梅看来，“三减法”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指引着12所不断思考和探索，标准先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减，再将后端减下来的资源加到源头上，向前端的顶层设计与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靠拢，在提高质量的要求下加，以减促加，加减结合，不断优化科研模式，促进资源配置更合理。

集团公司第七次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高”要求，为此12所又开始思考在不同的研制阶段该如何管理。于是，以“三减法”为核心的差异化管控创新思维正在形成。

“把每一件事做得恰到好处，减去没必要的，加上需要的，进行每个阶段的差异化管理。‘三高’让我们之前一直在探索的事情找到了方向，干得更大胆了。”禹春梅说。（郑恩红 鞠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