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原:追忆李鹏同志

文章来源:中国航天报 发布时间:2019-08-02

图为李鹏同志亲切看望慰问航天科技工作者。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供图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缅怀敬爱的李鹏同志,目睹被雨水冲刷的长街和云层遮蔽的天空,心情如同杜甫的这首诗句,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和对李鹏总理的怀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鹏总理长期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他坚持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一贯支持航天事业发展的方针,支持航天改革振兴,为航天事业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李鹏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继续关心航天事业,在长征火箭发射50次纪念会上特别题词“振兴航天,顽强拼搏”。

我从1984年开始作为航天部门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多次向李鹏总理汇报工作和陪同出访,李鹏总理注重调查研究、决策民主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对航天人的关心、爱护和信任,使我们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成功时保持冷静。

李鹏:打航天国际牌,要干就要真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1984年5月,我出任航天部副部长,当时由于军品任务锐减,整个航天系统有24万人,每年经费才5.8亿元。之前,航天人只需完成好国家指令性任务就可以,而且全国一盘棋大协作,只要有红头文件,订货、材料、供电都没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航天元器件订货少、品种多,要求高、成本高,很多配套单位都不愿意承接任务,中国航天面临空前的困难。

中国航天决定用自身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即“打航天国际牌”。用中国火箭发射外国商业卫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航天系统的体现,也是推动航天体制改革和技术发展的外界动力,同时也是中国航天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稳定队伍、进而形成市场与技术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科技外交的新举措。

1986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对外发射服务专项。

1988年航空部、航天部合并为航空航天部,我通过《内参清样》向国家建议:由中国发起组织“新兴空间技术合作局”,充分利用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和时机,积极开展“航天科技外交”,大力进行国际合作,筹措资金,以加速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这一建议得到国务院和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上级部门的支持。8月中旬,航空航天部林宗棠部长率党组到北戴河向李鹏总理汇报工作,李鹏总理同意我们提出的“打航天国际牌”的建议,决定让我率团赴国外争取项目。10月21日,国务院授权我代表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与美国国务院代表团签署卫星发射谅解备忘录。

李鹏同志对新组建的航空航天工业部的批示

1992年,中国航天联合巴基斯坦和泰国发出开展亚太空间技术与应用多边合作的倡议,并提出建立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构想。经过多年的努力,2008年12月16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中国火箭相对低廉的商业发射价格,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国航天根据形势积极向国际推销处于课题研究阶段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火箭(简称“长二捆”)。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之后,美方与中方正式签订了发射合同。可这份合同条件苛刻,因为中方必须在1990年6月30号之前,保证“长二捆”火箭有一次试验发射,否则美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中方罚款100万美元。1988年年底,李鹏总理在国务院听取专门汇报时询问:“‘长二捆’上马风险到底有多大?还有什么困难?”大家一一回答,发表自己的意见。

李鹏总理表示,要打外星,要干就要真干。既然是市场行为,国家没法拨专款,缺钱可找中国银行和开发银行贷款,并明确几条原则。姚依林副总理以纺织品出口为例,表示支持航天先挤进国际市场。“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及发射费用最终由航空航天部自行解决,贷款加利息总共花费4亿元。

继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首次商业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成功后,1990年7月16号,“长二捆”火箭终于成功地飞向太空,顺利完成试验发射。

经过30余年积累,中国航天国际商业发射已成为品牌。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合作,先后与30多个国家签署90多项双边航天合作协定,已为2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国际商业发射60余次,实现整星出口项目13个,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为服务政治外交大局开辟了有效途径。

李鹏:必须坚持走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一直有“造星”和“买星”的争论。

八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卫星已经从科研试制阶段转入到应用阶段,但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经费有限,部党组指派我来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后续发展路径。

1989年8月21日~26日,中国宇航学会在京召开了应用卫星与卫星应用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要重点研究今后卫星的发展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如何利用有限的经费发展代表一定水平的卫星,如何在卫星方面推行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等。

研讨会闭幕后,李鹏同志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并进行了座谈。他叮嘱我们,卫星从科研试制阶段转入到应用阶段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要使卫星事业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走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

9月2日,航空航天部新一代航天型号研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接见了会议代表。李鹏总理指出,我国在航天事业上的成就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的。我们今后发展航天事业,一为国防,二为民用,都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4天后,李鹏总理等领导来到航天,视察了航天一院,听取了一院、二院、三院新一代航天型号研制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1989年10月,为完成新一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航天任务,培养和稳定科技人员队伍,航空航天部正式下发《关于新一代航天型号研制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以规范新形势下新型号研制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1991年年底,又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关于新一代航天型号研制工作若干问题的实施细则》和“宣传提纲”。

这些配套完整的体系文件对后来航天科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才的脱颖而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批年轻人得到破格提拔。他们勇挑重担,快速成长为“航天少帅”和领军人才。

1997年夏天,我们提出研制大容量卫星公用平台的建议,李鹏同志表示支持,但指出要走正常工作程序,上报中央专委审批。后来,东方红系列卫星不仅满足国内军民需求,还走向了国际,出口了十余颗卫星,为全球提供服务。

李鹏:航天科技有风险,但也不能总是失败

我没想到,此后几年,坎坷如影相随,航天人被逼到“失败不起”的境地。

1992年3月22日,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正式发射美国制造的澳星B1时,因火箭一级发动机点火不正常,实施紧急自动关机,中止发射。这次发射时,国内约有6亿人观看电视直播。处理完现场后,我主动向上级写了检查,并请求处分。

199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我和林宗棠部长的检查报告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失败乃成功之母。一定要坚持胜不骄、败不馁,总结经验找出问题,认真解决,准备再发。一定要把士气鼓舞好。李鹏总理批示:目前不宜谈处分,应找出原因,消除故障,稳定人心,力争下次发射成功。

1995年1月26号,长二捆火箭发射美国亚太二号卫星,刚升空就突然发生爆炸。

1996年2月15号,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708国际通信卫星,起飞后22秒,突然从空中栽落爆炸。我在现场基本上呆住了。

事后,李鹏总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是第一次打。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多打一次,成功了再打别人的?我回答,新火箭用于商业发射是有一定的风险,但它是用定金来研发的,打完以后才能拿到剩下的钱。

李鹏总理对遭遇空前困难的航天人格外关心。1996年2月24日,他前来视察航天工业总公司火箭总装厂,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看望春节值班的工作人员,向航天战线27万职工表示最亲切的节日问候。

李鹏同志关切地询问了长三乙火箭发射失利的原因,仔细地听取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生产情况的汇报。他指出,中国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国防安全、高科技发展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航天职工认真总结经验,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克服困难,从设计到生产都要建立好完整的、严格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然而,8月1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中星七号通信卫星时,由于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后提前48秒关机,导致星箭分离后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连续失利使长征火箭在国际航天界的良好信誉受到影响,相继有5个外国卫星发射服务合同被迫终止或撤销,正在洽谈和争取的项目也相继夭折,中国航天对外商业发射服务受到巨大冲击。

李鹏总理对航天总公司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特别指出,航天总公司当前最重要的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工作质量,一定要确保成功,只有连续成功,有些工作才好做。航天科技有风险,但也不能总是失败。

为扭转航天系统面临的“失败不起,没有退路,只能成功”的局面,我提出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坚持质量第一是航天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要求在全系统进行质量整顿。

此后,航天总公司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质量管理条例:航天工程管理的“72条”、改进质量管理的“28条”、改进质量问题与管理的“双五条”。同时,采取军民分线管理。这些政策稳定了军民队伍,扭转了军品质量,搞活了民品,受到专委的肯定。

此次改革开创了航天质量工作的新局面:从当年10月20日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开始,中国航天取得连续101次发射成功的记录。运载火箭连续发射成功,重点型号、载人飞船、多种卫星首飞成功,发射能力显著提升,地面试验故障数量减少三分之一。

李鹏:航天技术是国之重器,说好1亿就是1亿

1996年11月,我陪同李鹏总理访问智利和巴西等国。在访问期间,我向李鹏总理汇报工作,特别提出几次发射失败大都是因为航天元器件问题。检测手段落后,无法满足发展,急需进行技术改造,请求国家给予支持。

1997年航天发射连连告捷,8月2日,我在开往北戴河的专列上再次向李鹏总理汇报了航天总公司的工作情况。李鹏同志对航天总公司开始实行的严格筛选电子元器件以确保元器件质量的做法给予肯定,认为这种办法很有效,并强调在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必须要舍得下功夫。

李鹏同志视察航天仿真中心时,与航天职工在一起。

我再次提出,航天急需技术改造,以适应航天技术发展的需要。李鹏总理说,引进设备需要多少资金可以提出来。当听到我说大约需要1亿美元时,李鹏总理讲,国家支持。他责成我与当时担任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同志写专题报告,国务院秘书长何椿林亲自协调有关部门,并报总理批准。当有关部门表示只能给7000万美元时,李鹏同志说,航天技术是国之重器,说好1亿就是1亿。12月11日,1亿美元落实到位,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同时安排了2亿元的低息贷款。这些经费的落实加大了航天技术改造的力度,成立了6个保证质量的有关检测中心,这些元器件检测中心为保障产品质量打下了技术基础。

李鹏:发展载人航天是必要的

1987年,“863”航天领域专家组采用招标方式,从11种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技术方案中,筛选出两种可以进一步研讨的方案:多用途飞船方案和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简称“船派”和“机派”方案。两派专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经过反复辩论,航空航天部系统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从载人飞船起步。

1991年1月31日,春节前夕,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李鹏同志为大会题词。受党组委托,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我国航天事业面临的历史抉择》的报告。我们期望航天事业在90年代能够取得比80年代更加辉煌的成就,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摆两个战场,开拓两个市场,实现三个换代。主战场为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力争达到80年代的世界水平;高技术战场为载人航天,力争在2000年前将第一艘试验性飞船送上天;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航天产品换代、技术装备换代、研制队伍换代。

新华社记者把这个会议的情况写了一个内参,报给了中央领导。会上,我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交给了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同志,托其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建议》针对关于“花钱太多”的担心、“载人航天究竟有何意义”的议论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说明。

李鹏、吴邦国、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发射场观看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发射

1991年3月15日下午,李鹏总理特别约见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任新民首先分析了中国搞载人航天为什么要从多用途飞船起步。李鹏总理听完后,提了几个具体问题:“第一,飞船可否利用‘长二捆’火箭发射?第二,载人航天工程要花多少钱?发展速度和投资有没有关系?”陪同汇报的钱振业同志作了详细的说明:“‘长二捆’经过提高可靠性的改进后可以进行飞船发射……”“在研制飞船的费用及时到位的条件下,工程研制需要6~7年时间。”李鹏总理表示该到突破载人航天的时候了,并请任老总准备准备,再向中央专委会汇报一次。

此后,李鹏总理将我从中央党校叫到中南海询问我对载人航天的看法和出现不同意见的原因。他听后明确支持载人飞船项目上马,并由中央拨专款。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作为中央专委主任,李鹏总理在会上总结说:“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会议决定,在“863-2”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原国防科工委牵头继续组织各方面专家深入开展论证。

1992年8月1日,李鹏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七次会议,听取航空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成的论证组汇报。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我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2艘无人飞船和1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与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大家讨论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报中央。会议一致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江泽民总书记特别指出:“这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下决心搞这个东西。搞这个东西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没有实际的东西,培养不了接班人。这个事业要培养人才,使之后继有人,也是重要方面。要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

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已经在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和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决心搞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这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对于牢固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一再警醒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换不来的,唯有自主创新、自立自强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现在,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高质量地确保成功、高效率地完成任务、高效益地推动国防建设和航天强国建设,站在战略高度,积极抢占航天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形成一大批原创性、标志性、颠覆性成果,力争到2030年使我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前列,到2045年推动我国全面建成航天强国。

(作者为原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中国国家航天局首任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