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无怨悔(二版我的航天缘)

发布时间:2001-10-10
□李必光
记得在1960年3月上旬我正忙着毕业论文。一天晚上,学校系领导找我们几个同学谈话,讲因国防科研需要,决定你们提前毕业。没过几天,一辆卡车拉着我们离开北大未名湖,一路绕了好多个弯最后开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礼堂(后来才知道是钓鱼台附近的国防部五院),听领导一番简短欢迎话后,我们几个就各奔前程,仅我一人到了永定路。
从此我就开始了航天人的一生。
不出一个月,我就接到命令,去沈阳下厂仿制“543”,在厂里边干边学整整四年。当完成任务返回北京时,已是位成熟的“一杠三星”军官了。又回到了永定路,“进了永定路,死在八宝山”,这是当年大伙儿的信念。没想到,又是由于国防的需要,我又在1965年随五院脱去军装,后又与北京几个所移师上海。
1969年年底,周总理指示上海也要搞卫星和火箭,于是我受命首批加入“由弹到箭”的行列。多次去过酒泉、西昌、太原卫星发射基地,亲眼目睹中国航天日新月异的过程。更使我有幸的是,多年来在梁晋才和孙敬良两位院士身边工作。他们的关心和教诲,不但使我对航天略知一二,更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退休前的几年,看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航天事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我深感“航天要从娃娃抓起”。于是在科普工作中尽心尽力,历经数年,终使上海市宇航学会在全市小有名气。当1999年年底退休之际,“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称号落我名上。这想不到的荣誉,可能是对我“勤勤恳恳做事,默默无闻奉献”人生观的回报吧!
航天40年,弹指一挥间。常思:余年还能为航天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