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层空间法热点碰撞(二版新闻)

发布时间:2001-07-11
伴随着中国征服太空活动的日益增多,与国际空间法接轨的法律问题也愈发凸显出来。
6月26日,中国空间法学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外层空间法研讨会。来自中科院、总装备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北航、哈工大等单位的30多位空间法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就遥感卫星和空间碎片问题中的法律问题、发射服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及责任风险的分解与规避、外层空间法的局限与完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本文节选了其中几个观点,以供读者思考与争鸣。



卫星遥感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技术,在国际空间法领域,有关卫星遥感的法律问题一直是一个热门课题。1999年10月14日,伴随着中巴资源一号卫星的成功升空,超级大国垄断全球卫星遥感市场的格局从此被打破。
由于卫星遥感技术的实施,全球大量的资料数据不分国界地域地集中到少数几个拥有遥感卫星国家的手中,这样便产生了一系列国际空间法律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强调,一个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必须包括对其自然资源资料的主权,卫星遥感的合理性必须以被遥感国的事先同意为条件。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坚决反对上述主张,认为这种提法违反了外空自由探索和利用的原则。
联合国在外空立法上采取了折中的政策,1986年通过的《遥感原则》将两种不同的主张同时载入,来平衡两种不同的利益。一方面规定应遵守“在平等基础上自由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应尊重所有国家和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完全和永久主权的原则”。
我国在卫星遥感地球的法律问题上,应对“主权论”和“事先同意论”采取适当的回避策略。
首先,“主权论”和“事先同意论”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明显瑕疵。因为掌握卫星遥感技术,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拥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拥有顶尖的科技、管理人才。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不可能普遍掌握卫星遥感技术,过分强调“主权”和“事先同意”将引出一系列问题。以卫星遥感地球的功能之一——监测地球自然灾害为例,可能出现有遥感能力的国家,因得不到有关国家的“事先同意”而不能实施监测,而有主权又没有遥感能力的国家没有能力监测,从而使自然灾害肆虐人类,这又怎能谈得上“和平利用空间,造福人类”呢?遥感国与被遥感国的关系,可通过双方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协商加以解决。
其次,适度回避“主权论”和“事先同意论”有利于我国卫星遥感事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资源一号卫星不但满足了我国所需的图像资料,而且已有三千余景资源卫星图像被订购。这些图像显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很好的市场潜力。由于我国图像具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售的遥感图片价格随之降低,资源一号卫星在国际遥感市场上为中国争得了一席之地。



自1990年中国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以来,至今已进行了27次对外发射服务。由于空间活动的高投入与高风险性,一旦发射活动失败,发射国不仅要承担巨额的产品损失,而且还要承担赔偿责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为了分解与规避发射服务责任风险,在联合国通过《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范围内,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建立国家风险保障机制。法国政府声明,愿意承担发射的相应损失赔偿责任,但阿里安公司须为每次发射付给法国政府4亿法郎风险保险金,这部分保障金由每个客户支付,约为发射服务费的10%,超过部分由政府负担。随着空间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也应借鉴国外的管理模式,建立国家发射服务风险保障机制,形成促进发射服务发展的风险保障体系支持机制。
二、技术设计与风险的分解。由于中国的发射服务很大部分是独立进行的,须对分离后的末级火箭就所有权承担责任。为此,从技术设计及防范的角度考虑,星箭分离后,末级火箭应返回到低轨道或运行到更高轨道;火箭在结束任务后,应将残余推进剂和增压气体排空,防止意外爆炸生成空间碎片。总之要采取无垃圾设计,从技术源头防患于未然。
三、国内空间立法的保障。空间商业化发展的加剧,非政府实体、私营公司甚至个人参与空间活动的情况将越来越多,加强国内空间立法,对国内发射经营主体的资格、能力的评价,对发射项目的风险评估,许可证管理、登记、发射责任公平合同的分摊等重要问题进行约束和规范,是促进中国发射服务的有力保障和必需要求。
此外,第三方保险救济、共同发射国缔约分担也是分解损失赔偿风险的有效渠道。
总之,在中国的发射服务,应建立风险分解与规避综合机制,以有效地把损害赔偿责任降至最低。



当前,人类空间研究与开发的商业化趋势日益加剧。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由《外空条约》、《月球协定》、《营救协定》等国际空间法条例及联合国的五个决议组成的法律体系也面临着一次结构调整。
国际空间站的成熟与发展,要求与之相配套的国际法律的建立。在近30年的国际空间站的利用中,既有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引发的国际法律冲突,也有乘员国籍上的复杂性而导致的国家管辖权的冲突,所以在国际空间站的运行过程中用法律实现有效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新的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呼唤全新配套的法律的出台。冷战局面的打破,并不意味着冷战思维的消失,空间大国从来没有放弃利用已有的空间优势来为军事服务,美国的NMD和TMD便是一个例证。针对人类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发展的趋势,用法律约束空间活动军事化的进一步加剧,是整个国际空间法学界的重要使命。
空间民用事业的发展也要求国际空间法学界开始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大规模的空间旅游活动对我们来说还处于科学幻想阶段,但是由于人类第一个商业空间旅行者蒂托商业性旅行的实现,将会带动空间旅行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有关未来空间商业化旅行活动中的各种民事管辖、民事责任界定及与空间活动特殊性相关的法律问题将成为空间法学者研究的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和成熟的空间大国,在开展国内空间立法活动的同时,应关注当前国际空间法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参与到这次空间法结构的调整中去,根据国际空间法的科学建设提出自己的宏观设想,逐步实现我国空间法研究的国际化。